2024年，香港個人破產呈請創9年新高。這不只是數字，而是一代人正在重新定義「失敗」與「重生」。
一、從「人生污點」到「重新開始」
阿偉（化名）第一次考慮破產，是在他32歲那年。
那是2023年的夏天，他坐在旺角一家茶餐廳裡，面前是一杯已經涼透的凍檸茶。手機裡有七個未接來電——三家銀行、兩家財務公司、一個律師樓，還有他媽媽。總債務：87萬港元。來源：創業失敗、信用卡循環利息、以及為了維持「正常生活」而不斷借貸的周轉。
「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徹底的失敗者，」阿偉說。他曾經是個創業青年，在中環某共享辦公空間租了一個座位，做電商代營運。「但後來我發現，原來我不是唯一一個。」
根據香港破產管理署的數據，2024年個人破產呈請達到9,700宗，創下自2015年以來的新高。這個數字背後，是一個正在悄然改變的社會現實：在香港，破產不再只是「賭徒的結局」或「失敗者的標籤」，它正在成為一種被重新審視的財務工具——甚至是一種「出路」。
二、數字背後的結構性問題
經濟學家陳家洛（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）指出，破產數量的上升與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密切相關。「2023年至2024年，香港經歷了疫情後的結構性調整，旅遊業、零售業、餐飲業都受到衝擊。加上樓市調整、股市低迷，很多中產階級的財富縮水。」
但這不只是宏觀經濟的問題。
「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，」陳家洛說。他們畢業時背著學生貸款，進入的是一個工資增長追不上樓價的市場。根據統計處數據，2024年香港私人住宅樓價雖然有所回落，但仍是全球最高之一。對於月薪兩萬多港元的年輕人來說，上車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「於是很多人選擇創業，或者投資，試圖打破這個困局，」陳家洛說。「但當經濟下行，這些高風險的嘗試往往以失敗告終。」
阿偉就是這樣一個例子。他的電商生意在2022年還算不錯，但2023年隨著消費模式改變和競爭加劇，現金流開始出問題。「我那時候太樂觀了，以為只要再撐一下就能翻身。結果越借越多，最後連最低還款額都付不起。」
三、破產之後，生活是什麼樣子？
香港法律規定，個人破產後會被頒布破產令，為期四年（若曾經破產過則為五年）。期間，破產人的收入會由破產管理署或受託人監管，扣除合理生活開支後，餘款需用於償還債權人。
聽起來像是一種「財務監禁」。但對許多人來說，這反而是「解脫」的開始。
「破產後的第一個月，我睡得很好，」阿偉說。「終於不用再擔心電話響起，不用再算計今天能不能吃個好一點的午餐。」
根據端傳媒「端聞」podcast 的報導，越來越多香港人開始以「平常心」看待破產。一位受訪者直言：「現在我不覺得破產有什麼大不了。這只是法律程序，不是道德審判。」
這種態度的轉變，反映了香港社會對「失敗」的重新定義。在過去，破產被視為個人品德的污點；但在今天的香港，它越來越被理解為一種「制度性出口」——當整個經濟體系讓年輕人難以累積財富、難以向上流動，破產成為了一種「重啟」的機制。
四、更深層的焦慮：這座城市還有機會嗎？
然而，破產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。
「四年後呢？」阿偉問。破產令解除後，他的信貸紀錄依然會受影響，申請信用卡、貸款、甚至租房都可能遇到困難。「我知道我會『自由』，但我也知道我會帶著這個標籤很久。」
這正是香港年輕人集體焦慮的縮影。
他們面對的不只是個人的財務困境，而是一個正在變化的城市：樓價高企、產業單一、向上流動的通道越來越窄。政府近年推出「高才通」等政策吸引外來人才，但對於本地年輕人來說，機會似乎並沒有因此增加。
「我看到很多同學畢業後去做保險、地產，或者去大灣區發展，」阿偉說。「但這些選擇都不容易。」
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24年的調查，超過四成受訪青年對未來感到悲觀，主要擔憂包括就業困難、樓價過高、以及社會流動性不足。
五、結語：在廢墟中重建
阿偉現在在一家初創公司做營運，月薪比創業時少了近一半，但他說自己「活得踏實多了」。
「破產教會我一件事：不要把『成功』定義得太狹窄，」他說。「以前我覺得一定要創業、要賺大錢才算成功。現在我覺得，能夠還清債務、能夠睡個好覺、能夠不再被恐懼牽著走，就是一種成功。」
2024年的破產數據，或許不應該被簡單解讀為「經濟衰退的警號」或「個人失敗的證明」。它更像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這座城市正在經歷的深層轉變——當舊有的成功方程式不再適用，當「努力就能出頭」的神話破滅，香港人正在學習用新的方式生存。
對於年輕一代來說，這可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。但正如阿偉所說：「至少我們還在試。至少我們還沒有放棄。」
香港破產管理署2024年統計數據
端傳媒「端聞」Podcast：在香港，「現在我不覺得破產有什麼大不了」
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青年價值觀調查2024
香港統計處私人住宅售價指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