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簽證打開了一扇門，現實卻關上了另一扇窗。一位高才通持有者的香港生存記事。
一、凌晨四點的中環街頭
凌晨四點，中環的街道還沒有完全甦醒。霓虹燈依然閃爍，但行人稀少，只有偶爾駛過的計程車打破夜的寂靜。
林曉雯（化名）站在一間便利商店門口，低頭檢查手機上的訂單。她的電動自行車停在路邊，車後座的保溫箱裡裝著三份早餐——一份是寫字樓白領的咖啡配三明治，一份是醫院夜班護士的粥品，還有一份是某個熬夜加班的投行分析師的醒神套餐。
「您的外賣還有五分鐘到達，」她在手機上點擊確認，然後跨上電動車，消失在還未亮透的街道中。
這是她在香港送外賣的第七個月。
六個月前，她還是深圳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產品經理，拿著不錯的薪水，租著寬敞的公寓，過著典型的中產生活。但某個深夜，她在小紅書上看到一篇關於「香港高才通」的帖子，突然萌生了改變的念頭。
「當時覺得，香港是一個更有國際視野的地方，」她後來回憶，「而且我符合高才通的申請條件，為什麼不試試？」
她沒有想到，這個決定會將她帶到這裡——凌晨四點的中環街頭，穿著外賣平台的制服，為陌生人送去早餐。
二、高才通：一道打開的門
2022年底，香港政府推出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」（簡稱「高才通」），目標是在全球範圍內吸引高學歷、高收入的人才來港發展。計劃分為三類：A類針對年收入達250萬港幣以上的人士；B類針對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且有三年工作經驗者；C類針對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但工作經驗不足三年者。
林曉雯屬於B類。她本科畢業於某985高校，碩士在英國讀的，回國後在深圳工作了五年，完全符合申請條件。申請過程出奇地順利——在網上提交資料，不到一個月就收到了批准通知。
「當時真的很興奮，」她說，「感覺香港在向我招手，好像新的機會就在眼前。」
她的朋友們也為她高興。在小紅書上，「高才通」是一個熱門標籤，無數人分享著申請成功的喜悅，描繪著在香港大展宏圖的藍圖。有人說香港是「亞洲金融中心」，有人說這裡「機會多、稅率低、國際化」，還有人說「拿到高才通就是拿到了通往世界的門票」。
林曉雯辭掉了深圳的工作，退了公寓，帶著積蓄和憧憬，搬進了香港一間10平米不到的劏房。
「那時候真的相信，只要到了香港，機會自然會來，」她說。
但現實很快就給了她當頭一棒。
三、求職市場的冰冷現實
來港的第一個月，林曉雯全心全意投入求職。她更新了LinkedIn，註冊了香港的招聘網站，向數十家公司投遞了簡歷。
她的目標並不高——不需要是跨國大公司，不需要是管理層職位，只要是與她經驗匹配的產品經理或項目管理崗位就可以。她在深圳有五年的互聯網經驗，參與過多個成功的產品上線，履歷算不上頂尖，但也絕對不差。
然而，面試邀請寥寥無幾。
「大部分簡歷都石沉大海，」她回憶，「有幾家公司回了拒絕信，說『您的背景很優秀，但目前沒有合適的職位』。還有一些面試到了最後一輪，卻沒有下文。」
她開始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：高才通給了她來香港的資格，但並沒有給她一份工作。
香港的就業市場，比她想像的更加艱難。
首先是語言問題。雖然她英語流利，但粵語幾乎不會說。很多本地公司的內部溝通都是粵語，她連面試時對方的問題都聽不完全。有一次，一位面試官用粵語問她：「你點睇團隊合作？」她愣在那裡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其次是文化差異。香港職場強調「快、準、狠」，節奏比深圳還要快。她在深圳的經驗在這裡似乎並不完全適用——內地的互聯網玩法、用戶習慣、商業模式，在香港都要重新學習。
最重要的是，香港本地的就業市場本身就面臨巨大壓力。2024年，香港失業率雖然不高，但企業招聘意願低迷，尤其是金融和科技行業，受全球經濟下行影響，很多公司都在凍結招聘甚至裁員。
「高才通來了一批又一批，但工作崗位並沒有增加，」一位香港本地的人力資源顧問告訴記者，「供需嚴重失衡。很多高才通持有人找不到本職工作，只能做一些臨時性、低門檻的工作維持生計。」
林曉雯的積蓄在第三個月見底。她的劏房月租5000港幣，加上生活費，每個月支出接近一萬。她必須盡快找到收入來源。
四、送外賣：一個無奈的選擇
「一開始真的很難接受，」林曉雯說。
送外賣這個選項，是在某個深夜冒出來的。她當時躺在床上，刷著招聘網站，突然看到一則外賣平台招募騎手的廣告——「時間靈活、收入穩定、無需經驗」。
她的第一反應是：怎麼可能？我硕士畢業，五年工作經驗，來香港送外賣？
但現實逼得她不得不考慮這個選項。她加入了一個高才通微信群，發現像她這樣的人不在少數——有人在做家教，有人在當瑜伽教練，有人在咖啡廳打工，還有人和她一樣，選擇了送外賣。
「群裡有個男生，以前是內地某大廠的工程師，現在也在送外賣，」她說，「他說『先活下來，再說其他』。」
這句話打動了她。
註冊成為外賣騎手的過程很簡單。她在平台App上提交身份證明，通過簡單的線上培訓，再租一輛電動自行車，就可以開始接單了。
第一天上工，她送了12單，收入大概400港幣。扣除電動車租金和平台抽成，淨賺約300。
「身體很累，但心裡更累，」她回憶，「每送一單，都在想：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但慢慢地，她開始適應這份工作。她熟悉了中環、銅鑼灣、尖沙咀的街道，知道哪間餐廳出餐快、哪個時間段訂單多、哪條路線最省時。她的日收入從300港幣慢慢提升到500、600，有時候高峰期一天能賺到800。
「其實收入比我想像的好，」她說，「一個月下來，扣除開銷還能存一點。」
但這份工作帶來的，不只是收入。
五、街頭的香港：另一種視角
送外賣讓林曉雯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香港。
她以前來香港旅遊，看到的是繁華的商業區、高檔的購物中心、光鮮亮麗的寫字樓。但現在她的工作路線，帶她走進了這座城市的另一個維度。
她見過凌晨五點就開門的茶餐廳老闆，一個人忙進忙出，手腳麻利地準備早餐。她見過住在劏房裡的獨居老人，每次開門取餐都要和她聊幾句，因為那是他們一天中難得的社交。她見過在寫字樓通宵加班的年輕人，凌晨三點點宵夜，眼神空洞，臉色蒼白。
「香港不是只有中環那些穿西裝打領帶的人，」她說，「這座城市有很多層面，我以前從來沒有機會看到。」
她也遇到了很多和她一樣的高才通持有者。他們在等餐的時候聊天，交流求職經驗，分享各自的故事。有人已經送了三個月外賣，有人一邊送一邊考香港的專業資格證書，還有人乾脆放棄了找白領工作的念頭，準備開一家自己的小店。
「我們這群人，就像是被困在中間，」她說，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回不去內地，也融不進香港。」
這種「困在中間」的感覺，是很多高才通持有者的共同體驗。
六、數據背後的故事
林曉雯的故事並非個案。
根據香港入境處數據，截至2024年底，高才通計劃已收到超過6萬宗申請，其中約4.5萬宗獲批。這些獲批者中，絕大多數是像林曉雯這樣的年輕專業人士——有高學歷、有工作經驗、對未來充滿期待。
但他們在香港的就業情況並不理想。
一項針對高才通持有者的調查顯示，約30%的人在來港半年後仍未找到全職工作。其中一部分人選擇了靈活就業——送外賣、開網約車、做家教、當自由職業者。另一部分人則選擇了離開，在簽證到期前返回內地。
「高才通計劃的初衷是好的，但配套政策沒有跟上，」一位長期關注香港移民政策的學者表示，「政府提供了簽證，但沒有提供就業支持、語言培訓、文化適應等服務。這些高學歷人才來到香港，卻發現自己處於一個『真空狀態』——既不被本地職場接納，也難以維持原有的生活水準。」
這種「真空狀態」帶來的不只是經濟壓力，還有心理上的煎熬。
林曉雯說，她最痛苦的時候，是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在做什麼。
「爸媽一直以為我在香港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」她說，「每次視頻，他們都問『工作怎麼樣』、『適不適應』，我只能含糊其辭地說『還行』。我不敢告訴他們我在送外賣，怕他們擔心，也怕……怕丟臉。」
她停頓了一下，然後補充：「但後來想通了。這沒什麼丟人的。我在靠自己勞動賺錢，沒有偷沒有搶，為什麼要覺得丟臉？」
七、未來在哪裡？
林曉雯現在每天工作10到12個小時，月收入約1.5萬港幣。扣除房租和生活費，每個月能存下3000到4000。
她還在繼續找工作，但標準已經降低了很多。她不再堅持一定要做產品經理，行銷、運營、客戶服務的職位她也會考慮。她甚至開始學習粵語，希望能增加競爭力。
「我還是想留在香港，」她說，「雖然現在很難，但我相信情況會好轉的。也許再過幾個月，也許明年。」
她也開始記錄自己的經歷。在小紅書上，她有一個匿名帳號，分享高才通持有者的生活點滴。她的帖子引起了很多共鳴，很多人留言說「我也是這樣」、「謝謝你說出了我們的心聲」。
「原來我不是一個人，」她說，「這讓我覺得沒那麼孤單。」
但她也有迷茫的時候。凌晨送完最後一單，騎著電動車穿過空蕩蕩的街道，她會想：這樣的生活還要持續多久？我來香港是對的選擇嗎？
她沒有答案。
結語：流動時代的個體命運
林曉雯的故事，是一個關於流動、選擇與生存的故事。
在全球化的時代，人才的流動變得越來越頻繁。各個城市、各個國家都在競相推出優惠政策，吸引全球精英。高才通計劃就是這種競爭的產物——香港希望用簽證的便利，換取人才的流入，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。
但簽證只是第一步。當這些人才真正到來，他們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的現實——語言的障礙、文化的差異、就業市場的競爭、生活成本的高企。政策制定者設計了一套引才機制，卻未必為這些人才的融入做好了準備。
林曉雯和她的同路人，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縮影。他們有高學歷、有技能、有闖勁，卻在現實面前被迫彎腰。他們不甘心，卻又無可奈何。他們在等待一個機會，卻不知道機會什麼時候會來。
凌晨五點，林曉雯送完了今天的第一批訂單。她停在中環碼頭邊，看著維多利亞港的日出。天漸漸亮了，這座城市又要開始新一天的忙碌。
「也許明天會更好，」她對自己說，然後跨上電動車，駛向下一個訂單的目的地。
在這座充滿機會與挑戰的城市裡，她還在路上。
端傳媒「端聞」Podcast：〈拿到高才通後，她在香港送外賣〉
香港入境處高才通計劃統計數據
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就業市場報告